葛荃:以“人”为本 ——关于“思想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admin 多利娱乐 2019-09-05 21:31:09 3572

  

  (一)

  

  “以人为本”中的人,主要指的是个体的人。

  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人是群体的,又是个体的。当人的存在相对于自然世界的时候,凸显的是人的群体性,人的存在形式主要表现为“类的存在”。当人的存在囿于人类社会自身时,人们可能常常忽略但实际理应凸显的是个体的人。人的存在形式在本质上是“个体的存在”。

  如果从思想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个体的人是思想的载体和社会的主体,如果没有人的承载与中介,“思想与社会”的命题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社会政治生活的真实过程中都是没有意义的。

  

  (二)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在当今人们通常的理解中,“思想与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依照那种为人们所熟知,但今天看来多少具有某些简单化倾向的传统认识,“思想与社会”是一个建筑物的上层与基础的关系。基础主要指的是社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生产方式,由此而产生了思想;思想作为这个建筑物的上层结构,对于造就和产生它的经济基础又会形成必然的作用。这种认识不能说没有合理性,事实上,上层与基础的概括毕竟对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做了一种描述,使人们对于自身的精神世界和始终置身于其中的环境与条件及其相互关系有了某种动态的理解,因而其间的合理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这种认识的广泛概括性又使之具有某种简单化倾向。这就是说,尽管“上层”与“基础”的概括对于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做出了一种解释,也说明了其间的关系,不过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主要在于“描述”了思想与社会这两种现象本身,以及这两种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描述没有能够将认识推进到构成思想与社会的基本粒子——个体的人,而是以人类社会即群体的人为本位的。换言之,在这种描述过程中,作为思想的载体与社会主体的个体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界定和分析,因而我们对于思想与社会的发生学思考便显得苍白和薄弱,这种思维角度的自我限定是显而易见的。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中国学术界,当这种认识被奉为一种用以衡量一切思想与社会现象的“绝对公式”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地陷于教条化。这似乎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

  一种比上述认识更为合理的判断是,思想的形成固然离不开社会经济等条件,但是这些条件并不是唯一的,其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也不是绝对定向的。而且更要紧的是,实际存在的个体人作为思想载体和社会的主体是“思想与社会”的命题得以成为真命题的基本条件。如果从“人”的思想和“人”的社会的角度来看,关于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至少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关注。

  其一,人的社会存在的个体性影响着思想的存在形式及其意义。

  一是要明析作为个人理性认识的思想与社会普遍存在的群体意识之不同。

  概括言之,作为个人理性认识的思想的形成是个体人对于事物、现象、行为的主动的思考、理解和认识;社会普遍存在的群体意识则是人们基于各种各样的传播途径或媒介而被动接受的观点或观念。因而从现象上看,前者具有认识的独特性、主动性和个性,而后者则表现为认识的普遍性、被动性和社会性。

  个体的思想与群体意识或社会观念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个人的经验和思维很可能,甚至是难以避免地会受到社会意识的影响;反之,个体人的思想也会敬有种种途径或方式作用于社会,泛化为社会观念和群体意识。而普遍和持久的社会意识与人们的社会行为选择之间有着直接的逻辑关系。因之这种互动关系,或者说是这种影响与作用正是“思想与社会”的表现之一。

  二是思想的个体性表明人的思想的形成及其变化是多基点和多源头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思想作为人的理性认识,它的本质属性是个体的,而且正是人的社会存在的个体性影响着思想的存在形式,并且实际赋予思想以意义。

  其二,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意味着社会的思想本质。

  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是一不证自明的事实,对社会的认识如果脱离了历史的思考,如果只是把社会看作一个静止的截面,而排除了形成这一截面的前提、背景和过程,以及其变动不居的现状与趋向,那么这种认识的可靠性与合理性便会大打折扣。因之,从历史的角度认识社会现象,把人类社会置放在一个有着起始与终结的生成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意味着我们所说的“社会”不是一个空灵的抽象概念,而是实在的人类社会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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