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漫长的假期

admin 平博娱乐 2019-09-03 22:27:19 4957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连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它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嗵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远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在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与舒拉》,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抢书

  

  抄家之风激荡于一九六六年夏。最早的元老级红卫兵身穿黄军装,佩戴红袖章,有的还挥舞着凶狠的皮带,一旦在街上呼啸而过,总是吓得路人胆颤心惊。他们冲进一些涉嫌敌对者的住宅,一般未抄出什么反革命罪证,只是抄走手表、字画、皮大衣之类奢侈品。把大批“毒草”书刊当众焚烧,常常是他们抄家之后的革命宣示和祝捷庆典。

  

  到第二年,该打击的敌人都打击了,抄家所闻不多。即便要抄家,大多发生在对立群众派别之间,带有一种派争泄愤的性质了。我也参加过这种恶行。一次是夜里去另一所中学,刚摸黑上楼,就听到有泼水声。不过那不是水,片刻之后就有人惨叫“盐酸!盐酸!我要破相啦——”吓得大家从楼道一涌而下,手忙却乱地狂找水笼头,为这位同学清洗脸上和衣领里的可怕液体。接下来,楼下楼上对骂,还有扔手榴弹一类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次抄家也不太顺。目标是两个本校老师,因为他们不但戴着资产阶级的眼镜片,而且胆敢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学生,成立一“黑鬼战团”前来叫阵,是可忍孰不可忍,须严厉打击。不过,这两位老师家贫如洗,简陋平房里的煤炉子和锅碗瓢盆实在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两位师母又哭又闹的,其中一位说倒地就倒地,抡着砖块要自残,吓得我们只能草草收场。

  

  我们仅仅抄走了一些书。唐诗宋词三国红楼什么的很快被大同学瓜分。留给我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让我如读天书,大为扫兴。 不过战利品中有一大叠草稿,包括童话,游记,英文诗歌,自传小说——大概这些都经过作者的自我审查,看上去不犯忌,才被保存下来。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手迹本文学,不免十分好奇,一扎进去就读了三四天。后来,几位同学把这位作者抓来再审,要他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污点,其实是把他的小说读得不过瘾,想更多知道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真相。这作者是位南洋华桥,当过美军翻译,一见我们的模样就知道挠到哪里是痒处。虽然他也用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类词语,但履历交代简直就是开故事会,一章接一章绘声绘色,让他自己好好地陶醉了一把往事。说到美军的巧克力和牛肉罐头,还馋得我们吞口水。

  

  “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说得兴起,他抱臂耸肩,好像成了我们的教官。

  

  我们也忘记了生气,忘记了拍桌子。

  

  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事发生后不久,我自己的家也被抄了,气得老妈又哭又骂的。抄家者是我哥学校里的对立派,意在对我哥施以惩罚。两颗手榴弹由我窝藏,现在成为我哥对抗交枪令的罪证,有关“油炸”“火烧”的大标语刷在最热闹的街市。这其实还只是小损失。最可恶的是他们抄走了我的篮球和书——都是这一段我精心挑选私留的几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鲁迅、巴金、叶圣陶、高尔基、莫泊桑、海明威、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文丛等红色读物。我去街上看过大字报,发现那些欢呼胜利的抄家者根本不提这些书,一定是暗中私分了。

  

  可耻呀可耻!我简直欲哭无泪。

  

  多少年后,我哥与他的对立派早已和解,有次老同学来家聚会让我撞上了。其中有些人认识我,笑着向我打招呼。我本应该对这些大哥大姐表现出礼貌,但一想到他们中间某些人曾夺我所爱,气就不打一处来,终于拉长一张脸扬长而去。我估计他们肯定忘记那件事,肯定觉得我的无礼十分奇怪。

  

  换书

  

  那时中国大陆人都穷,学生们尤其囊中羞涩,习惯于打补丁的衣服,习惯于用推剪互相理发和收集些废瓶子卖钱。虽处无政府状态,学校食堂服务却大体如常。“豆腐脑,萝卜干,吃得眼睛往上翻”——这就是大家敲打饭盆排队时的欢呼,是对幸福的回忆和向往。

  

  尽管穷,时尚却并不缺乏,与时尚相关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跃,只是这种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经过现金的环节。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各种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么一个瓷质大像章,可换五六个铝质小像章。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过了一段,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一件带四个口袋的军衣可换两三本邮票集。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或者是换双面胶乒乓球拍一对再加高射机枪弹壳若干。

  

  黑市交换很复杂,价值权衡全凭感觉和谈判,所以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入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作者据我后来回想也算不上什么名角。书的内容无非是揭示了一些苏共内幕,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的吵架,贝利亚的残酷和阴狠,朱可夫元帅对赫鲁晓夫的勤王之功,还有“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两头受气……但这一切在当时也属异端,属稀缺信息,足以让中学生读得眼睛大睁呼吸急促。好几天,它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更成了频频换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着这本秘籍。

  

  我运气非常不好。秘籍刚传到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暗下手脚,说不定拿它去换回力牌了。这当然是我的重大失误。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几乎每天都用惨白的脸堵住我,痛苦得把脑袋摇来摇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呵。我是从军区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呵。

  

  我到哪里去找?把自己卖了也赔不出吧?

  

  我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不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这只旧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资本,来自另一位同学——当时他看中我的收音机,说什么也要强买强卖。我自知不是个称职的“换客”,也许这生意做下去,七换八换之后就会赤条条走人,那么让同学暂时保管资本,也许不失为安全之策。直到毕业下乡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远行下乡,抱着这个那个哭得眼泪哗哗。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来,一激动就宣布以手表相赠。他当然吃了一惊,说了些表示惊讶、表示推让、表示万万不可的话,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说,身外之物岂能与崇高的江湖义气相比?一块手表对于我这个农民来说又有何用?

  

  虽然事后略有后悔,但我那一刻确实很壮烈。

  

来源地址: